公共神學析探

文/丁玲虹

約翰‧加爾文(Jean Calvin, 1509~1564)在日內瓦創辦社會企業，提供乞丐工作，改善個人的困境，同時改善了整個社會朝向優質意識發展。古人說：「溫故知新！」拿起自己的論文整編的書《李登輝的基督教信養及其民主實踐》，第114頁提起「寧靜革命」有四大方向：「一、政治民主化；二、外交務實化；三、開展兩岸關係；四、經濟升級。」

《李登輝的基督教信仰及其民主實踐》

過去，台灣將「經濟發展」列為最重要的施政工作；因此，除了經濟升級之外，「政治、外交與兩岸關係」，對蔣經國總統辭世後，繼任的李登輝總統和台灣來說都是全新的經驗。尤其面對大陸日益發展，兩岸關係所呈現的高度不確定性，國際環境急遽變化，國家內部改革和對外政策的修訂更顯得格外地迫切。詳盡的紀錄施政的經驗與處理的過程，不僅對台灣有幫助，相信對全中國的未來也深具影響。這就是1999年，李登輝在卸任前，出版《台灣的主張》一書的心路歷程。台灣的下一代，勢必不能迴避這些課題。

回顧歷史，台灣所走過的是一場極具「革命性的轉型」過程，是建立在「經濟成長與社會安定」的基礎上，逐步達成的；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「寧靜革命」。這是台灣花了半個世紀，經歷了各個階段，在「不可能的可能」中，完成結構性的變遷，才達成的。不是今天改革，明天就有成果，更不是經由暴力革命，產生的迅速變革—李前總統登輝先生稱之為「分期付款式的改革」。

「寧靜革命」使台灣從威權體制下的無能為力－「無力的力量」（the Power of Powerlessness）中，脫胎換骨，蛻變成為活力充沛的民主制度。李登輝總統一直希望台灣的「寧靜革命」，「饒恕、同情、憐憫、非暴力」的改革模式，能夠提供中國作為政經改革的參考，使兩岸關係能朝著「和平、自由、民主」來發展。與台灣相比，大陸方面的問題，既廣且深。相較之下，大陸今天的困境之複雜度與深刻，確實是台灣在變革前所面臨多樣性的問題遠不能及。台灣政經改革最大的功臣，是歷任政府的遠見與規劃，任何情勢錯估，決策錯誤，不但無法解決當時的問題，也不可能為今日的施政奠下基礎。李登輝也感謝全民對政府的支持，才能讓政府的政策能持續推動，完成結構性的變革。

特別的是，李前總統數度提起：「若不是蔣經國總統任內做的『解嚴、自由、多黨』的體制改革，我想做啥都不可能。」他表示，前任若有好的政策，後任的人應該繼續，國家和社會就能正向發展。他的民主改革，成了「第三波民主化」的典範，惟李前總統在「經濟」和民生方面的表現，更是奠定了深厚的根基。

一趟神學之旅，宛若尋寶那般地，解開一個線索再有另一個線索，經過重重的解謎過程，循線找到了草屯長老教會。教會同工表示，由於年代久遠不復記憶，不過在鍥而不舍的情況下，有位老教友提起已退休的「張德旗」牧師可能知悉。幾經折騰，真的在台中一個巷弄沒電梯的公寓找到張牧師。張牧師很高興地接受訪談，他說：「李登輝的宗教觀已經是超越宗教的宗教。」他認為，坊間基督教的「公共神學」(Public Theology)總是在教會內作對話和研究，但是李總統卻把它擴張至整個國家和社會，透過大家關心的「民主實踐」問題來建立共同利益，進而為所有人謀求國家的福利和建立公義的社會—不僅「票票等值」，許多人都能夠在這個良好的環境下獲得「自我實現」；完全符合「加爾文主義」。

1984 年李登輝主席草屯教會聚會

改革宗神學家加爾文將馬丁路德的「天職說」，加上「預選說」(預定論)，發展出「加爾文主義」(Calvinism)。加爾文主義的五要點如下：「完全墮落」(Total Depravity)、「無條件揀選」(Unconditional Election)、「有限的救贖」(Limited Atonement)、「不可抗拒的恩典」(Irresistible Grace)和「聖徒的堅守」(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)—簡稱為「TULIP」，加爾文引證最多的是使徒保羅的書信。張牧師拿出李登輝擔任省主席期間，1984年2月5日在草屯長老教會的講道錄音帶—題目「心意更新」。

李登輝主席認為，信仰的生活是很「戲劇性」的！他引述保羅在《羅馬書》12章2節所寫：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的旨意。」這是保羅受基督呼召之後，傳福音寫的書信裡說的話。李前總統說他常常思想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」這段經文，一個人應該如何「心意更新而變化」呢？我們看《使徒行傳》記載保羅還未受召之前的樣子，那時他叫「掃羅」，在《使徒行傳》第9章1節和2節，說：「掃羅仍然向主的門徒口吐『威嚇兇殺』的話，去見大祭司，求文書給大馬色的各會堂，若是找著信奉這道的人，無論男女，都准他捆綁帶到耶路撒冷。」看來很兇的樣子，而且迫害主的門徒。但是保羅蒙主揀選之後，心意更新而變化，成為重量級的使徒，把福音傳遍地極。

世界的物質沒有神！而且，以「自我」為中心。沒有神的社會最可怕！李主席提到過年前在台灣大學校慶演講，原先想來想去，不知講什麼？最後，選「真實自在」為講題，希望大家在物質豐富的生活裡，要更有精神。坐車經過橋邊，看見滿是金紙、銀紙，落後的精神生活，如同行在魔鬼的生活。這種欠缺精神的生活，只為自己而活，沒有什麼意義；所以，他在台大以「真實自在」來期許年輕人能夠有精神豐滿的生活，彼此要自然流露「關心和愛心」。而且，心中要有神；因為，傳統的中國教育有道德意識，沒有宗教意識。

李主席認為，中國所謂：「行者，天之道也。」說去修行，就可以上達到天；中國人認真修行，造成自我很強，也有很強的自尊心，卻未思想「放棄自我」－中國文化要突破，必須放棄自我，歸向神；若沒有神，會變得很可怕。我們不可只重視物質的社會，和無神的世界妥協；而是要「心意更新而變化」，以「悔改」的心，與神親近。「改變」，必須從「內心」開始。

李前總統的人格特質受到強人蔣經國的賞識，一路從行政院政務委員、台北市長、省主席、副總統、做到總統，使得他無法「全職傳道」。2011年7月1日，草屯長老教會退休的張德旗牧師接受筆者訪談時，就李登輝未實踐履行「全職傳道」的允諾時，他說：「必須以『狹義』與『廣義』來詮釋『全職傳道』；神學院訓練的全職傳道人，一般只能在特定區域牧會，李登輝先生以他的政治身分，在全國各地，為主作見證、證道，傳講天國福音，社會即教會，影響力是全面性的，是屬於『廣義的全職傳道人』。」一個從美國留學回來感覺生命有缺口的人，開始尋求「信仰」而通過「TULIP」，的確融合了「天職說」與「預定論」的「加爾文主義」。只是李登輝總統主政十二年期間，建立的大環境讓許多人成功地「自我實現」，影響的層面更深更廣。

所以張牧師認為，李登輝當年的作法完全符合廣義的「全職傳道人」；他在從政的每個階段之政績，皆能見證上帝實在動了奇妙的工，他勉勵筆者說：「你所做的是『公共利益』的代誌，是『公共神學』的領域，除了經濟事務之外，仍然需要了解政治。」為了現世的去巫術化，邁向「理性化」，結合經濟活動，「禁慾主義」所發展出敬虔新教生活倫理模式，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馬克斯‧韋伯(Max Weber, 1864~1920)稱之為「資本主義精神」；資本主義精神影響整個歐洲，並擴散到亞洲及世界，直接促成自由民主體制的發展；如今，職場事奉已蔚為風氣，而筆者的事奉原來是「公共神學」的領域。

在翠山莊的訪談中，李前總統提到他生平第二次掉眼淚—因為「許遠東」先生搭上了華航的死亡班機而罹難。他說：「若不是許遠東當中央銀行總裁，台灣很難脫過九七亞洲金融風暴這一劫！」古代神學家聖奧古斯丁，與法國後現代哲學家德里達(Jacques Derrida, 1930~2004)二位的「原初的信仰」(Primal Faith)，兩人都有為他們的信仰而「流淚祈禱」的母親—「莫妮卡」(Monica)與「喬吉特」(Georgette)，使兩位流淚之子經由不同的時空，來敘明神學與哲學的互不背離與相互性；因此，明白上帝對人們的恩典與恩賜。李登輝和許遠東合力度過九七亞洲風暴，讓台灣人民之後在遭遇碩鼠還能繼續存活發展。

日前，日本的朋友來訪談起1985年的「廣場協議」(Plaza Accord)，中央財政官員對日幣快速升值毫無警戒心；反觀台灣卻在公私合作的情況下，停止了新台幣升值的趨勢—大量的訂單湧進台灣，不得不引進外勞，台灣的企業還能利用廉價勞力國家的人口紅利，乘勢崛起。1997年，亞洲金融風暴下的日本崩然倒地，一躺二十幾年；然而，台灣因為有「李登輝」而能逃過一劫。李前總統本人則表示，「九七那段期間每天都和許遠東密切聯繫」，會把任何事都當成一回事，才得以趨吉避凶。李前總統說：「其實我只是凡事祈禱，靜下心來才能看清複雜的世界，也才懂得怎麼應對。」

曾經擔任過銀行董事長的「黃天麟」先生，因為長年致力於和日本的關係，密切交流，頗有貢獻而榮獲天皇頒授勳章。訪談黃董事長時，他特地拿出一本他的著作，指出「第9次經建計畫」(1986-1989)，台灣的GDP平均成長率9.3%、物價上漲率「-2.1%」，而國民所得則從三千多美元增加至七千多美元—重點是，國民所得全是實質所得，一般受薪階級就有能力在台北市買透天厝。筆者為解決失業而在1986年創業，在第9次經建計畫中，一個卑微的「國防雇員的女兒」創辦的社會企業，就有能力借錢給銀行，幫助半大不小的企業度過跳票的危機—聽了黃董事長的分析，頓時發現「公部門善治的環境真的可以使人無中生有」，的確比躲在教會裡空想或空口說白話有益。

黃董事長又提到接續的「六年國建計畫」，台灣的GDP成長率也有6.3%，接下來的「全民直選總統」、「九七亞洲金融風暴」，台灣其實遭遇到空前的重大危機；不過，在李登輝總統領導下，台灣人民根本不知道「大禍臨頭」，甚至於毫無危機感。幸好李登輝總統受過完整的哲學教育，又在留學回來和夫人深入探討神學的領域，懂得「拋棄自我」，因他的退讓，台灣才能在1991年加入至今唯一參加的能夠著力的重大國際經濟組織「亞太經合會」(APEC)；是故，「國防雇員的女兒」才能帶著發明的跨世紀電商產業出席1997年溫哥華APEC，因而受邀擔任1998年APEC講師。在吉隆坡APEC大會的講台上，筆者說明「台灣BEST」及「榕樹理論」，幫助九七亞洲金融風暴受害經濟體有個因應的方法。同時，根據發明爭取到「電商法案」。

李前總統在翠山莊笑著說：「幸好當年我退讓，像你們這種非政府人士也能替國家作貢獻！」當年的貢獻，體現在「新冠病毒蔓延」期間，我們的新科技經濟系統(TES)之「非現金」(Cashless)年交易額高達仟兆元，同時也能作為「掃碼防疫」之用。李前總統稱以上的發明為「金融科技的重大改革」，認為這種涉及「公共利益」的事工，乃是「政治神學」的領域，勉勵筆者必須了解「政治」以免遭害。然而，聽聞筆者遭受貪腐圍剿至失智失語失憶，幸蒙天佑才得以死裡復活，連連搖頭嘆息。也提出了解決方案—「參加為期一年的領導人才養成班」，深入析探整個開放社會充滿了「善惡對、正邪對、明暗對」等等。

十餘年前，李前總統特地要筆者在課堂上報告：「運用TES增加壹萬美元人均所得及增加工作機會！」已經在前新冠期間達成使命目標，筆者發明的「非接觸經濟」在非常時期獲得印證，也證明「普世關懷」(Universal Concern)是必須的—協助人類渡過困境，啟動新世代，帶來美好的明天。同時更證明李前總統持續對這地這民的關愛是對的。

運用TES增加壹萬美元人均所得

一個從廚房出來創業的家庭主婦，在1990年代能夠踏上APEC講台，向來自個經濟體，及UN/OECD觀察員報告未來世代「人人必用」的創新產業，普獲認同和接受。想不到，會在2000年代擁有龐大的資源卻被肆虐至寸草不留。惟持守善念，謹記「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」(腓立比書4:13)—這也是保羅寫給腓立比信眾的一句話，確認自己所作所為乃是《公共神學》的實踐。今天，李前總統百歲冥誕的時刻，特地整理拙作《李登輝的基督教信養及其民主實踐》為A5規格的書，迎來善款新印的書，除了和日本朋友分享之外，更希望鄉親們也能知道九O年代的作法，才能讓我們剛強壯膽地面對未來的驚濤駭浪，而且屹立不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