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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仰、責任與工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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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/ 丁玲虹 世界進入後疫情時代,人們又開啟互動模式,惟三月矽谷銀行 (SVB) 倒閉,隨後幾天又有兩家美國銀行 (Signature Bank, Silvergate Bank) 倒閉,空氣中透露著詭異的氣息。過去二十多年埋下的地雷,似乎會逐漸爆發。所以整理以前的研究論文,編撰成書,希望人們能從「 信仰 」中,明白「 責任 」,在「 工作 」發揮果效。 從剛印好的《 李登輝的基督教信仰及其民主實踐 》書中拿起一本,翻開「 導論 」寫著: 許多觀察家及曾經為李登輝著書立傳者,都只從「 政治 」的觀點探討李登輝,忽略宗教「 信仰 」在李登輝的決策形成過程所扮演的角色;只有 《 台灣政治家-李登輝 》一書的作者柯義耕( Richard C. Kagan )曾經在 314 頁簡短地提及「 基督教信仰是李登輝從政生涯心靈的依靠,力量的泉源 。」 事實上,訪談李前總統,以及在「 領導人才養成班 」聽他談「 寧靜革命 」以非暴力、分期付款式達成的民主實踐 — 「 台灣經驗 」,乃是神學實證經驗。確認奠定「 基督信仰 」是李登輝治國重大政策決定的來源,係影響台灣民主化的最大關鍵。呈現基督信仰脈絡下的李登輝與「 寧靜革命 」的神學視域,還原李登輝跟隨基督「 腳蹤 」行道的宗教痕跡,是筆者研究論文的旨趣,也在這風雲詭譎的年代,貢獻個人的研究結果,期望人們深思信仰帶來的正面能量。 2014 年 3 月 28 日 ,李前總統走到台中,給我們一份他親手書寫的〈 啟動第二次民主改革 〉講稿,先提起「 第一次民主改革及其極限 」,再提出「 第二次民主改革的三大優先方向 」,殷殷囑咐:「 宜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成果 。」 李前總統倡導第二次民主改革 自 1987 年 7 月 15 日 宣布解除戒嚴,開放集會結社,開放黨禁報禁, 90 年代我國歷經一連串民主化改革過程。終止戡亂時期、國會全面改選、總統直接民選、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,威權體制瓦解,台灣成爲亞洲民主轉型最成功的典範,經濟社會也日趨自由化、多元化,這是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,國際知名政治學者杭廷頓 (Samuel Huntington) 稱之為「 第三波民主化的典範 」。 筆者從 1986 年推動「 富裕台灣計畫 」以來,透過社會企業 (SEL ) ,進行社會責任投資,創新產業以解決失業;創業不到三年即還清「

公共神學析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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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/ 丁玲虹 約翰‧加爾文 (Jean Calvin, 1509~1564) 在日內瓦創辦社會企業,提供乞丐工作,改善個人的困境,同時改善了整個社會朝向優質意識發展。古人說:「 溫故知新 !」拿起自己的論文整編的書《 李登輝的基督教信養及其民主實踐 》,第 114 頁提起「 寧靜革命 」有四大方向:「 一、政治民主化;二、外交務實化;三、開展兩岸關係;四、經濟升級 。」 《 李登輝的基督教信仰及其民主實踐 》 過去,台灣將「 經濟發展 」列為最重要的施政工作;因此,除了經濟升級之外,「 政治、外交與兩岸關係 」,對蔣經國總統辭世後,繼任的李登輝總統和台灣來說都是全新的經驗。尤其面對大陸日益發展,兩岸關係所呈現的高度不確定性,國際環境急遽變化,國家內部改革和對外政策的修訂更顯得格外地迫切。詳盡的紀錄施政的經驗與處理的過程,不僅對台灣有幫助,相信對全中國的未來也深具影響。這就是 1999 年,李登輝在卸任前,出版《 台灣的主張 》一書的心路歷程。台灣的下一代,勢必不能迴避這些課題。 回顧歷史,台灣所走過的是一場極具「 革命性的轉型 」過程,是建立在「 經濟成長與社會安定 」的基礎上,逐步達成的;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「 寧靜革命 」。這是台灣花了半個世紀,經歷了各個階段,在「 不可能的可能 」中,完成結構性的變遷,才達成的。不是今天改革,明天就有成果,更不是經由暴力革命,產生的迅速變革 — 李前總統登輝先生稱之為「 分期付款式的改革 」。 「 寧靜革命 」使台灣從威權體制下的無能為力-「 無力的力量 」( the Power of Powerlessness )中,脫胎換骨,蛻變成為活力充沛的民主制度。李登輝總統一直希望台灣的「 寧靜革命 」,「 饒恕、同情、憐憫、非暴力 」的改革模式,能夠提供中國作為政經改革的參考,使兩岸關係能朝著「 和平、自由、民主 」來發展。與台灣相比,大陸方面的問題,既廣且深。相較之下,大陸今天的困境之複雜度與深刻,確實是台灣在變革前所面臨多樣性的問題遠不能及。台灣政經改革最大的功臣,是歷任政府的遠見與規劃,任何情勢錯估,決策錯誤,不但無法解決當時的問題,也不可能為今日的施政奠下基礎。李登輝也感謝全民對政府的支持,才能讓政府的政策能持續推動,完成結構性的變革。 特別的是,李前總統數度提起:「 若不是蔣經國總統任內做的『 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