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仰、責任與工作

4月 15, 2023

文/丁玲虹

世界進入後疫情時代，人們又開啟互動模式，惟三月矽谷銀行(SVB)倒閉，隨後幾天又有兩家美國銀行(Signature Bank, Silvergate Bank)倒閉，空氣中透露著詭異的氣息。過去二十多年埋下的地雷，似乎會逐漸爆發。所以整理以前的研究論文，編撰成書，希望人們能從「信仰」中，明白「責任」，在「工作」發揮果效。

從剛印好的《李登輝的基督教信仰及其民主實踐》書中拿起一本，翻開「導論」寫著：許多觀察家及曾經為李登輝著書立傳者，都只從「政治」的觀點探討李登輝，忽略宗教「信仰」在李登輝的決策形成過程所扮演的角色；只有《台灣政治家－李登輝》一書的作者柯義耕（Richard C. Kagan）曾經在314頁簡短地提及「基督教信仰是李登輝從政生涯心靈的依靠，力量的泉源。」

事實上，訪談李前總統，以及在「領導人才養成班」聽他談「寧靜革命」以非暴力、分期付款式達成的民主實踐—「台灣經驗」，乃是神學實證經驗。確認奠定「基督信仰」是李登輝治國重大政策決定的來源，係影響台灣民主化的最大關鍵。呈現基督信仰脈絡下的李登輝與「寧靜革命」的神學視域，還原李登輝跟隨基督「腳蹤」行道的宗教痕跡，是筆者研究論文的旨趣，也在這風雲詭譎的年代，貢獻個人的研究結果，期望人們深思信仰帶來的正面能量。

2014年3月28日，李前總統走到台中，給我們一份他親手書寫的〈啟動第二次民主改革〉講稿，先提起「第一次民主改革及其極限」，再提出「第二次民主改革的三大優先方向」，殷殷囑咐：「宜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成果。」

李前總統倡導第二次民主改革

自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除戒嚴，開放集會結社，開放黨禁報禁，90年代我國歷經一連串民主化改革過程。終止戡亂時期、國會全面改選、總統直接民選、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，威權體制瓦解，台灣成爲亞洲民主轉型最成功的典範，經濟社會也日趨自由化、多元化，這是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，國際知名政治學者杭廷頓(Samuel Huntington)稱之為「第三波民主化的典範」。

筆者從1986年推動「富裕台灣計畫」以來，透過社會企業(SEL)，進行社會責任投資，創新產業以解決失業；創業不到三年即還清「青創貸款」，還行有餘力地幫助半大不小的企業度過跳票危機，借錢給銀行。早年在矽谷也設有社會企業，宣揚「創新產業以解決失業」(Creating New Industry for New Jobs)，且在亞太經合會(APEC)講台上促成「電商產業」，讓兩個世紀的產業無縫連接。說來成功的落點都是在李登輝先生主政的年代。

李前總統說：改革不會憑空而來，改革永遠會受到既得利益和保守觀念的抵抗，改革必須靠人民的熱情。人們並不是不知道，現行民主體制急需改革，但是像憲政架構等問題的改革倡議層次較高，就一般民衆而言，似相去甚遠，激不起人民的熱情，缺乏足夠的社會動力，難以推動，甚至於無法啓動。就像16世紀德國神學家馬丁路德(Martin Luther, 1483~1546) 發起以至於影響全歐洲的「宗教改革」，需要菁英階層來推動。

當年路德將誨澀的拉丁語《聖經》，翻譯成德意志方言，使之更淺白易明，讓平民也能領受上帝的恩典。顯然，改革要從「人民切身的問題」開始，而切身問題多數也是地方問題。李前總統表示，目前充滿不公不義的「地方政治」，恰是第二次民主改革最理想的出發點。像歐美的民主政治之發展，也是從中世紀城邦自治經驗開始，經過數百年的實踐，累積豐富的民主文化，才能建構出成熟的民主國家。

經上說：「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，使公義如江河滔滔。」(摩5:24) 從地方生活共同課題切入，讓人民共同處裡日常切身的公共事務，硏議切身議題的解決方案，自可啓發人民的熱情，透過社會學習的過程，建立新的民主治理文化，則使人們突破旣有「歷史、社會和文化意識型態」糾結，建構共同願景，最終也會突破地域界限，打造台灣整體民主的堅固基石。

所以，李前總統認為：「第二次民主改革已是台灣最迫切的課題！」他提出第二次民主改革的三大優先方向：「1.經濟均衡發展，2.資源公平分配，3.權力還給人民。」

路德於1517年，提出《九十五條論綱》，揭露「贖罪券」的弊病，以及教會腐敗的問題，最終被開除教籍、逐出教會；可見改革弊端並不容易，即使在體制內也會如同路得的遭遇。天佑台灣，讓一個強人蔣經國不斷拔擢而登上總統大位的李登輝，能夠靠著「信仰」，度過他說「提心吊膽」的1988和1989兩年。不過，雖無實權的李登輝總統，他說：「我仍然把想做的工作一條一條地記下來，從信仰產生的信心，讓我終於等到1990年的春天。」

誠如李前總統最喜歡的使徒保羅所說：「我們既『因信稱義』，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。我們又藉著他，因『信』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，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。」(羅5:1-2) 1990年春天，除了必須延續的民生經濟工作之外，一連串的民主改革於焉展開，李前總統將他任內完成的定義為「第一次民主改革」。1996年進入投票所投下公民的神聖一票，大家都以為只是民主選舉的例行小事—可這真的得來不易，背後的國際政治角力，實非言語所能形容者。

接下來的九七亞洲金融風暴，處於風口下的台灣居然能夠安然無恙？李前總統說：「身為總統的職務就是要替老百姓看好國門！任何國際的動向，都要當作一回事。」他說那段期間，每天都和央行總裁許遠東先生保持密切的連繫，台灣終於躲過一劫。然而，隔壁的日本卻因此而一蹶不振，「終身雇用制」解體，變成「派遣工大國」；今天還有人奔相走告：「哈，台灣的人均所得3萬5千美元，已經超越日本了！」不過，大家回想李登輝總統時代的人均所得一萬二千多美元，能夠做什麼事，現在呢？

李前總統認為，台灣社會目前最迫切的課題是改正現在「由上而下」的政治體制和文化的偏差，消除現有不均、不公、不義的現象，激發人民全面推動改革的熱情，打破黨派和意識型態的對立，建立眞正全民參與而為全民謀福利的民主。我們從人民切身的經濟發展機會、社會權利、民主參與等課題切入，由地方與社區的生活出發，故提出三大改革方向與具體主張，做爲第二次民主改革的優先議題，結合全民智慧與力量，擬訂法案，積極鼓吹，利用最近兩次大選，逐步推動落實。可見「公平、公義」是應該落實的工作。

三大改革方向，首先在「區域均衡發展」，特別是全國各地區都要有發展機會。由於政治和政策的偏差，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過度「向部分地區傾斜」。被冷落的地區經濟没落，人民得不到合適的就業與發展機會，許多資源閒置。而發展集中的地區則生活擁擠、房價高漲，弱勢者難以生存，廠商也成本高漲。這種現象使國家資源未能做有效利用，經濟成長潛力無法充分發揮，人民生活充滿不平、痛苦以及失望。

要恢復國家成長的活力，我們必須讓各地，以及各地的人才和其他資源，有「公平被運用和發展的機會」，以求在各地普遍創造繁榮和就業機會，並且創造多元特色及優質生活環境，而提升國家整體的國際競爭力及國民福利。「區域均衡發展」優先要推動的政策是「.國土應重新規劃」。李前總統認為，應盤點各地可運用的資源、潛能以及特色，制訂「國土綜合開發法」，結合中央與地方研擬具有特色的區域發展計畫，讓各地有公平合理的發展機會。

台灣處於地震帶，每年都有颱風，還有沿海地層下陷的問題，許多層峰應該關注的工作，卻一晃二十三年矣。有水利方面的專家憂心忡忡地談「.國土規劃」的問題。今天已經有人表態競逐2024年總統大位，信賴之友會於焉成立。像李前總統提起他最喜歡蘇格蘭哲學家卡萊爾(Thomas Carlyle, 1795~1881)的《衣服哲學》，讓他後來從基督教信仰中，領悟到卡萊爾提及的「信仰、責任和工作」三者互相為用，缺一不可，也是國家領導人所應該具備的。

《衣服哲學》(Sartor Resartus, 或譯《裁縫哲學》、《衣裳哲學》)，是李登輝就讀台北高校時期學校的哲學教科書，十九世紀英國哲學思想家卡萊爾解釋世界宗教歷史的著作。曾經就讀於三一學院的卡萊爾主張：「人應該揚棄道德和宗教的戒律，接受並肯定此一非理性的事實，應該為生活而生活，而不是為任何一種哲學或宗教的信條而活，生活應該以『信仰、責任和工作』這項世俗的三一律為基礎。」卡萊爾這種超越哲學、神學僵化的思想，講究「行動」（action）與社會實踐的宗教思想，從日治時期就吸引李登輝，並且一生影響他。